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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 宦官情有可原(11)

发布时间:2019-06-12


  2018年9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3.比勒陀利亚2019年5月25日电,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5月25日在南非行政首都茨瓦内(比勒陀利亚)出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就职仪式,并于当日会见拉马福萨。郝明金向拉马福萨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并面交了习近平主席的亲署贺函。郝明金表示,2018年两国元首实现历史性互访,为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彻底结束。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历史。根据联合国亚太事务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的前提。

康熙评论明代君臣:文官罪无可恕 宦官情有可原(11)

    在康熙眼中,废立太子是皇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官员绝对不能染指,明朝官员借此兴风作浪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是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因此,他认为王等奏请复立太子是意欲摇动清朝,并威胁道: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    万历不幸的遭遇,使康熙看到维护皇权完整性与独立性的重要,而明朝在万历之后的衰亡则成为其抵制文官压力的坚固盾牌。

    (四)康熙遗训的影响    康熙对明朝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其作为统治策略一一贯彻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 其中对有清一代政治影响最为重大与深远的无疑是对文官的压制。

这在事事效法皇祖的乾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乾隆曾明确表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乃亿万年训行之准。 并且他在对待官员言事问题上与康熙的立场如出一辙,都认为国家用人,其权断不可下移。

官员绝不能以言论干涉皇帝的人事权力,只能对所用之人,或有不当,所行之政,或有缺失……尽绳愆纠缪之责。     乾隆直至晚年仍效法康熙以明末党争为由,抑止官员言事之权。 五十五年(1790),学士孟生蕙因以开采硫矿有伤地脉,请求停开昌平州硫矿一事,遭乾隆严叱:此等重语,在杨继盛参严嵩,杨涟参魏忠贤用之则可,今有其人有其事乎?明朝科道朋党恶习,好为虚词,激成廷杖为荣,以致屋社,终无益于国。 可见,乾隆也始终以明亡为戒,防范并抑止文官的权力,时刻不忘保持皇权独尊的地位。 但此时这一做法是否又预示着一个万马齐喑时代的到来呢?这是康熙遗训的另一层影响,也是清朝对明末弊政矫枉过正的历史命运。     三、余论    康熙从自己的见闻和立场出发,构建出明代君主两样截然不同的面相,同时也着力渲染明末文官恶劣的政治形象。

这事实上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是其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由与手段,同时也显现出清朝皇权强化的总体趋势。

    如何评断前朝是中国历代开创之君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能大加利用的问题,对于确立统治合法性、重建皇权至关重要。 就以明太祖为例,其在北伐檄文中即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文化正统者自居,后又鉴于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借胡惟庸一案,断然将行之近二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 与之相比,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则处处都显得小心翼翼,对其制度、文化的态度也相对温和。

若将康熙的评论与是时士人的反思与检讨相比较,则会发现康熙与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坚守明太祖开创的政治传统,而后者却欲重返历代君主、尤其是明太祖施暴前的三代之治。    但康熙以铁一般的明亡史实一再强调明太祖强权政治的必要,以此压制汉族士大夫的话语权力,但是他们对明朝暴政的激烈批判,也让以外夷身份君临华夏的康熙认识到明太祖的政治恐怖无法继续,必须采取相对温和的文化态度和统治方式。

在这种对抗与妥协之中,最终汉士大夫不得不接受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而康熙却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以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成功地接续和实践了明太祖皇权无限化的政治理念。 而明朝君臣的形象,却是康熙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的重要筹码,其作为工具的意味似乎更为强烈,但随着清朝合法性的逐步确立,工具色彩逐渐消退,价值意义渐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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